中世紀的江西，經濟富庶、地靈人傑。
中國古代，江西省地位重要。單單近一千年，出自江西名人，「唐宋八大家」中佔了三個，有曾鞏、歐陽修、王安石，到元代有民間商人、航海家汪大淵，然後就是明朝堂的夏言及嚴嵩、戲曲文學家湯顯祖、著《天工開物》的宋應星，明末清初的建築世家始祖雷發達，還有打倭寇的譚綸及鄧子龍等。再看看唐宋元明清時代，江西籍狀元多籮籮，明清「朝士半江西」，地靈人傑。
歐陽修籍貫吉州廬陵，即今江西省吉安市 (網上圖片)
有歷史愛好者認為，從唐末至鴉片戰爭前的中國政治與文化史，是與江西歷史「串」起來，背後也有強大經濟支撐。在中國從唐末至明清的經濟版圖上，江西的地位曾舉足輕重。
據學者統計，北宋的一個半世紀中，江西人口增長2.6倍，到北宋崇寧年間突破450萬人。江西耕地突破六千萬畝，雄踞全國第一。北宋每年的六百萬石漕米，江西就佔三分一。作為宋代「戰略物資」的茶葉，江西產量更佔全國三分之二。江西富甲天下，更支撐大宋經濟命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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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清明上河圖》（局部）描繪北宋汴京繁華，當時江西也富甲天下。 (網上圖片)
到了明清，江西經濟地位依然重要。明朝年間，江西人口一度佔全國百分之十五。在洪武年間遷移至各地的江西移民，直接助推明初經濟恢復。煙草、甘蔗、油茶等經濟作物，也在江西大量種植。手工業製瓷業蓬勃，「江右商幫」享譽天下。江西富庶繁華早已深入人心。
但是，這樣一個經濟重心省份，隨著鴉片戰爭，地位卻在近代史上悄然沒落。古代江西，曾經富有，除了江西物產豐富和農業發外，還有兩個重要條件。首先就是大唐「安史之亂」後，江西經濟條件得天獨厚。中國經濟重心自安史之亂後南移，東南經濟與北方的聯繫空前加強，作為交通樞紐的江西省，地位也扶搖直上。
另一方面，江西三面環山，鄱陽湖在北部居中，境內五大河流縱橫，以鄱陽湖為中心形成密集水網。再加上京杭大運河開通，放在中世紀的中國版圖裡，江西有如一條連接南北的大動脈。
從唐宋起，江西的洪州（即南昌）就成了水陸交通中心，公認「川陸一大都會」，江州（即九江）則是水運中心，從江州出發的船舶，沿長江可到揚州、長安，向北直達洛陽，向西可到四川。也正是從宋代起，南方特別是閩南嶺南地區的貨運，基本都是「自洪州渡江」。另外，江西在中世紀地位長盛不衰，更得益於發達手工業，除了常說的景德鎮的瓷器，造紙業也同樣重要。中國古代的造紙業發展到明代時，江西是公認為造紙重鎮，僅明代萬曆年間江西石塘鎮一地，造紙業工人就有兩千多人。明清年間，是中國瓷器洶湧出口全球的時代，景德鎮的瓷器產業，也就進入到空前火熱階段。
明清年間，是中國瓷器洶湧出口全球的時代。圖為1893年美國芝加哥世博中國館，放滿瓷器的一角 (網上圖片)
而也正是這兩個原因，更能了解近代江西衰敗的因素。首先就是交通地位的變化。鴉片戰爭後，中國門戶打開，京杭大運河地位急劇下降，江西也受極大影響。南中國的水路運輸，基本改為經上海轉運，九江的物資轉運，近代時多是連接湘鄂蜀各省，反而與江西「割裂」。鐵路建設也跟進較慢，昔日的物流優勢，早就蕩然無存。
「黃金地段」身份不再，更顯然打撃近代江西經濟，特別是江西傳統手工業的衰敗，第二次鴉片戰爭後，九江成了通商口岸，洋商大量傾銷洋貨，直接沖垮江西本土手工業。比如曾享譽天下的鉛山造紙業，在清末「洋紙盛行」風潮下，每年「售價不滿十萬」。景德鎮瓷器面對洋瓷也出口大減。到了十九世紀末，江西省的採茶、布業、航運、造紙都難免被淘汰。
江西省宜春市上高縣千年古村落遺跡
更甚的是，隨著大量鴉片輸入江西，到清朝滅亡那年，每年進入江西的鴉片就有十四萬斤。江西本土的鎢礦煤礦糧食等礦產原材料農產品，更被各類外商、洋行壓價收購，再製成工業品在江西傾銷。僅1887年，由於英國洋行壓價和壟斷，江西茶農就損失了百萬兩白銀，幾乎任人宰割。
昔日享譽天下的產業風光不再，晚清年間的江西經濟困難重重。再加上鴉片戰爭後半個多世紀，王朝治理江西失敗，鐵路公路建設十分緩慢，加上境內貿易徵稅「釐金」也高，直到十九世紀末，江西每年要被徵收二百萬兩白銀以上的「釐金」，幾乎年年被盤剝殆盡。面對「千年未有之變局」，對外衝擊，對內受盤剝，江西省近代風光自然不再。
